1951年，我在北京市立第三医院工作，1958年4月，当时电子管厂厂长周凤鸣代表无线电联合厂、有线电厂、电子管厂向市卫生局请求抽调医护人员支援三厂医院为生产保驾护航。卫生局把任务下达第三医院，因此抽调了内科、外科、皮科、妇产科、眼科、口腔科、病案、药剂、放射等各类人员47人支援酒仙桥三厂医院。47人来酒仙桥后，有线电厂工会主席在欢迎会上致欢迎词，王瑞宁代表三厂医院致词欢迎，随后参观了电子管厂。
    1958年来院的47人中一部分不满工作生活条件很快走了，7人先后病故，目前还有12人，但也已经都退休了。
    一、医院组建情况：
    医院人员组成以原三厂卫生科原班人马为基础，多为中初级，水平参差不齐，高年资医生持有大学文凭者不过十数人，三院调来47人充实了医院的实力，当时因医院尚未竣工，内、外、儿门诊及病房在十一街坊二楼，中医在七街坊六楼，妇产科等在一街坊四楼，门诊及住院病人皆为三厂职工或家属。
    首任院长由部技安司副司长董础担任。医技人员缺乏、编制不足，最重要的是医院的生活设施不配套，医院没有宿舍，进人要从三厂借要宿舍，这样的条件谁愿意来，当时的医疗条件治小病小伤可以，大、中手术、疑难病症均转院治疗。
    1958年8月医院基建竣工，医院交付使用，床位开放200余张，改革开放前床位294张，其中包括十一街坊十四楼的结核病房；四街坊一楼的肝炎病房；大山子门诊部。医院门诊楼按日500人次设计，工字型建筑，门诊楼两层、病房楼四层。开始门诊后，门诊人次最高日1800人次以上，楼内拥挤不堪，门诊楼远远不能适应现实需要。
    建院初期，医院面临困难较多，部办公厅主任邢文桥讲，医院是黑户口，得不得国家财政支持，大学生分配医院也无指标，干部调配处也无可奈何，经费三厂管委会经管，党政领导隶属10局，后来归四机部领导。
    经费由三厂工资总额5.5%拨给医院，用来支付医院职工工资、三厂职工与家属的医疗费用、药品、医疗器材、办公用品的购置，到后来靠部从各部属工厂、单位的经费预算中截留下一部分养活医院。总之，医院的运营、建设发展并不顺当。
    卫生局与医院只是业务上的指导关系，对医院的经费、人员调配概不负责，但卫生局下达的片、区居民的医疗保健任务还必须承担。
医院快速发展的里程碑，当是在江泽民任电子工业部部长、戴庆麟任院长的几年里，增置了大型医疗设备，如CT、800毫安X光机、陆续修建了多栋宿舍，任命了各科主任，中高级医技人员比例逐年增大，这些都为医院发展奠定了基础。回忆建院初期，临床医生缺乏，为了招揽人才，甚至到了饥不择食的程度，连江湖郎中也滥竽充数成了中医外科大夫，在为一名疖肿病人手术（我们把它归类为“切开引流术”吧），他不用碘酒消毒，吸了一口冷水，猛然喷在病人患处，跟着挥刀划下……如此操作，病人切口虽属III类，如不感染，真要感谢上帝。这一下子，他只好卷铺盖走人了，继续呆下去，还不知道捅出什么漏子。
    二、政治风云变动的影响：
    医院属自然学科，管理者要有科学的态度，办事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如办X光机工厂就是最好的例证。在无技术缺设备、仅凭主观愿望就想制造生产X光机，犹如痴人说梦，还别说，倒是弄出了一台，只是大量机件均是购买的成品，管球是费了好大力气弄来的，结果是产品不合格，使用操作者会被大量放射线伤害，投入了大量宝贵经费，以厂养院成了空话。
    医院是社会的一个细胞，政治风云无不影响到医院。反右倾，人事科长接到家乡来信反映了农村农民生活现状，这封信给某领导看了，这下子大祸临头被批为右倾，反复批了一个多月。我看了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其中对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右倾的记述就不足为怪了。
    大跃进，医院大搞超声波，还在全院大会上点名，限挂号室一月内搞出安装使用病历自动传送装置，试想就挂号室那几个人，既非工程技术人员，不会电工、车工、钳工，既无设备又无材料，怎么能设计制造出病历自动传送装置？大炼钢铁，超英赶美，医院积极跟上，并动员全院职工在院内挖土砌炉，找来了废铁料，木头、树枝、浓烟滚滚地搞土炉炼钢，白天上班、晚上下班、折腾炼钢，足足折腾了一大阵子，钢也没炼出来，劳民又伤财，这叫炼钢吗？除四害，动员职工爬上屋顶摇旗呐喊，不让麻雀落脚，直到飞不动自己掉下来。政治风云所及高级干部失去了理智与分辨力，也失去了基本常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明知办不到的事为什么还要去干！后来的四清与文化大革命更不用说了，国家经济被搞得近崩溃边缘。
    三、难题：
    建院初期，医院面临三大难题，一是高级医技骨干无来源，大学生也分不到。由于行政领导不属市卫生局，因此，关于医院的干部调配、经费，卫生局概不负责。二是医院生活设施。医院必须有自己的宿舍，从建院根本没有考虑医院宿舍，且多年都为解决，试想，这样的生活、工作条件谁愿意来？又怎么能留住人？没有人才又怎么发展提高？三是经费问题。单靠三厂的5.5%费用不足解决医院多方面的需要，尤其是盖宿舍、购置大型医疗设备，仅靠5.5%经费是不够的。因此，没有足够的经费谈建设发展就是一句空话。
    四、在医院工作生活50年：
    1958年4月来医院时我22岁，负责病案室工作（除有一段时间去陕西洛南四O六医院工作外其余时间均在本院），当时所谓的病案室在十一街坊二楼一层的一间不足15平方米小屋，工作只是应对简单的门诊挂号及门诊病历的供应。合并的原三厂的病历及挂号员凑在一起，另一名在一街坊四楼，三厂的病历大小不一，有方形、长方形，病历表格简单，有的用卡片，各厂的职工、家属就诊查找病历仍然是原三厂挂号员各负责本厂的病历。病历编号也各有不同，有的是工作证的编号，有的是家属证编号，没有姓名检索，也没有病历跟踪卡及登记制度，病历编号混乱，一个编号多份病历，工作乱糟糟。
    当时的环境条件也很差，都是土路，绿化也差，每当刮风尘土飞扬，黄土蔽日，出楼外办事回来再看，好家伙，整个人就如刚从泥土堆里打了个滚一样，满身黄土，连耳道口用手一抠就是一堆泥。
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我的任务是要改变这样无序的混乱状态。我首先设计统一病历，统一病历各种表格，统一病历袋，建立姓名检索系统，病历跟踪卡，采用一号集中管理，代替混乱的多好多头制，用汉语拼音排列索引卡片顺序（即英文字母排列顺序），培养足够的病案工作者，新的病历在医院门诊正式开诊前均准备齐全。
    1958年8月，医院基建竣工交付使用，门诊全部用大病历，门诊人次最高峰达1800人次/日，每日仅填写出诊大病历就已忙的不可开交，来不及填写姓名索引就与初诊登记卡别在一起，找空隙填补。由于初诊病历量大，造成大量姓名索引不能及时填写，以至后来复诊病人未带挂号证或遗失，故无法检索，由此造成一个病人往往有多份病历，这不仅是物质上的浪费，也对复诊病人的诊疗有影响。当时能按汉语拼音排顺序的只有我和同时调来的47人中的另一位同志，他被安排在大山子门诊部，于是我坚持把他从门诊部调回医院。随着时间的推移，初诊病人逐渐减少，索引排序也比较及时，但熟练掌握汉语拼音及能排序的人还是不多，仍不时会有重号。索引越来越多，没有卡片柜成了难题，于是把电子管厂存放在医院库房的一个技术资料卡片柜弄出来盛放索引卡。病历膨胀速度是很快的，需及时增添病历架和病案库，门诊与住院病历用一号制。不久就发现这种管理方法的弊端，由于门诊与住院病历在一起，使用周转次数频繁，损毁程度较重，再就是病历丢失，不少是病人去外院会诊，对方需要参考本院病历，病人从诊室偷走，我们也发现协和医院病历出现在我院诊室。为减少病历的损坏与丢失，避免重号（即减少同一病人有多份病历），改用为两号管理制，即门诊与住院病历为两套编号，分开管理，凡办理门诊与住院病历，填写前必须先检索确为初诊和初次入院者，再予填写病历。这样就基本避免了同一个人有多份病历的可能。门诊病历改为横长袋，与住院病历两地存放，并从病历管理及各种制度上保证了住院病案资料的完整。
    医院的三宝：即教授、病案、图书。病案在医疗、教学、科研工作中具有重大作用，病案是新的多学科的边缘学科，也是医院医疗质量的具体反映。
    文革时期病案遭受了毁灭性的销毁，一阵取消大病风，改换手册，导致了10余万份病案资料进了造纸厂。76年以后，重新健全病案，并开展了按ICD-9版本疾病与手术分类法，为保证统计工作的准确及时性，用电脑输入储存有关疾病资料。
    作为医院病案管理小组负责人之一，除定期参加小组对全院住院病案书写质量检查外，我在做疾病分工作的同时，多年来坚持了对内科病历书写质量的检查评级。
    病案书写质量至关紧要，是每个临床医生必须具备的基本功，科主任必须负责检查修改下级医生书写的病历。
    回忆自1958年4月来本院以后，到2001年离开工作岗位的几十年里，认真检讨了一下，在为本院病案室工作的建设与发展已然竭尽了全力，在党务工作方面，作为兼职的支部书记，该做的工作，该管的事也都做了、管了，也曾获得部机关党委授予的先进党支部奖励。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也没有什么大过失，每当我路过医院西门看到路侧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时，不禁想起在建院初路侧第1、2、3棵大树是我亲手参与种植的，我真诚的希望医院在院党委领导下越办越好，像枝叶参天的大树一样，把医院办成设备先进、医疗技术水平高超的一流医院。

                                          老职工——赵学华